1959年的北京，街头的萧瑟比寒冬更甚。

粮食短缺的阴影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周边乡村涌入城区，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有的扶老携幼，有的蜷缩在墙角，手里攥着空空的粮袋，眼神里满是绝望。

偶尔能看到孩子哭闹着要吃的，大人只能红着眼眶，从怀里掏出半块干硬的窝窝头，小心翼翼地掰给孩子，自己则咽着口水，啃着难以下咽的树皮或草根。

何大清驱车穿过街道，看着眼前的景象，眉头拧成了深深的川字。

作为华北军区上将，他早已习惯了运筹帷幄、保家卫国，可此刻面对这些挣扎在饥饿边缘的百姓，他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他的农场早已达到100级巅峰，牧场也稳定在80级，每日100万金币的收益让他有足够的能力兑换海量粮食——优质水稻、超级小麦、高产玉米，仓库里堆得满满当当，足以让这些难民吃饱穿暖。

可他不能这么做。

一来，农场粮食属于系统兑换的特殊资源，直接大规模拿出，无法解释来源，极易引发恐慌和猜忌，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破坏社会稳定。

二来，私放粮食违背了国家统一的粮食调配政策，此时全国都在实行定量供应，单独开特例，会打乱整体的供应秩序，反而不利于全局。

三来，这只是治标不治本，难民数量还在增加，仅靠农场的粮食，只能解一时之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坐在车里，何大清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方向盘，脑海里飞速盘算着。

他必须找到一个合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既能拿出粮食，又能堵住所有质疑的声音。

思忖良久，一个念头渐渐清晰——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从国际市场采购粮食。

第二天一早，何大清换上笔挺的军装，带着连夜整理的材料，驱车前往红墙。

他没有提前打招呼，而是直接在门口递上了求见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