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祭酒所言极是，‘道’乃根本。然学生愚见，‘道’与‘器’，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未有离器之道，亦未有离道之器。”

他顿了顿，声音清晰地说道：“《周易》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可见，道器本为一体，变化推行，方能通达。格物院所追寻的，正是这‘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过程！”

他避开空洞的争论，直接举例说明：“敢问祭酒，若不明勾股方圆之‘理’（道），如何丈量田亩、规划城池（器）？”

“若不通水流力学之‘理’（道），如何修筑堤坝、疏导江河（器），以保万民平安？若不知万物变化之‘理’（道），如何改良农具、选育良种（器），以足食丰衣？”

一连串的发问，将抽象的“道”与具体的“器”紧密联系起来。

他接着说道：“格物院研制之火器，非为嗜杀，乃为止戈，以暴制暴，护我边民，此非‘平天下’之实策？改良漕运、开辟海运，使南粮北调，解民倒悬，此非‘治国’之要务？推广农技、百工，使百姓丰衣足食，此非‘亲民’之根本？”

赵青川言辞恳切，逻辑严密，每一问都指向经世济民的实际效果。

“格物致知，非是抛弃圣贤之道，而是将圣贤心中‘民胞物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用实实在在的方法，落到实处！若空谈性理而无补于世，与晋人清谈何异？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最后一句，他引用了历史上空谈误国的典故，虽未明指，却让在场许多崇尚实学的官员和学子心有戚戚。

周鸿儒一时语塞。他擅长义理辨析，却难以反驳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具体实效。他身旁一位弟子忍不住喝道：“强词夺理！尔等所学，不过是工匠之术，岂能与圣贤大道相提并论！”

赵青川并未动怒，反而平静地反问：“敢问这位兄台，若圣贤复生，见百姓因水患流离，是会空谈‘仁者爱人’，还是会设法‘掘井筑堤’？见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是会空谈‘义之所在’，还是会思索‘砺兵秣马’？格物之学，所求者，正是那‘掘井筑堤’、‘砺兵秣马’的实在法子！此心此志，与圣贤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