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复杂分析在电光石火间完成。郑硕心念急转，瞬间洞悉了金庸出面调停的深层原因——

并非为了马家，更多是出于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对香江可能陷入更剧烈动荡的担忧，或许还夹杂着一些难以明说的旧日人情的纠葛。

郑硕还是没有接话，房间里只剩下老式吊扇缓慢转动的微弱嗡鸣。他的指尖在光滑的红木桌面上极轻地敲了一下，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他确实预料到马家在重重压力下，迟早会通过各种渠道递话求和，但确实没料到，出面充当这个“传声筒”的会是金庸，而且姿态放得如此之低——

连见面地点都交由他全权决定，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示弱和寻求安全保障的信号。

电话那头，金庸似乎能透过电流般，敏锐地察觉到郑硕这短暂沉默背后飞速运转的权衡与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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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催促，而是用那种特有的、融合了书卷气的温雅与洞明世事的通透语调，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

“郑先生，我打这个电话，目的很单纯，仅仅是把马家那边的意思，原原本本地带到你这里。

并且，我可以以我查良镛个人的名誉担保，这次邀约，纯粹只为双方创造一个当面谈话的机会。”

他语速平稳，字字清晰，刻意划清界限：“至于你们见面具体要谈什么，最终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是战是和，是进是退。

我本人绝不参与其中，也绝不会施加任何影响或干涉。”

他稍作停顿，语气里带上了一丝略带感慨的劝解意味，却丝毫不显得卑微或者强求：

“香江这块地方，说大很大，说小也实在很小。生意场上，来来往往，今天不见明天见。老话常说，‘见面三分情’。

郑先生你是做大事、有格局的人，即便眼下局面如此，不妨就见上一面。

听听对方究竟想说什么，总归没有坏处。至少，能把双方的底线摸得更清楚一些。”

这番话，说得极为高明。既明确界定了他自己只是“传话人”的中立且超然的角色（仅负责牵线搭桥，不涉入实质谈判）；

又给足了郑硕面子和台阶（称赞其是“做大事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将最终的决定权——见或不见？如何见？

完全、彻底地交到了郑硕手中，姿态放得无可挑剔，既表达了善意，又规避了可能引火烧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