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向太后担心出现外戚干政、危及朝纲的事情发生。如果听从章惇的意见“兄终弟及”，那么朱太后（宋哲宗的生母）将会两度涉朝，后宫势力将会坐大，这对朝廷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最后，赵佶自幼聪明，仁慈孝顺，具有艺术天赋。向太后认为他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也相信他能够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

然而，向太后的提议遭到了章惇的极力反对。章惇直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的话并非毫无道理，赵佶确实性格较为活泼，喜欢艺术，与传统的帝王形象有所不同。但向太后却强调：“先帝有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过人，应该入继大统。”她的态度十分坚决，没有丝毫动摇。最终，在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中书侍郎许将等大臣的支持下，赵佶成功即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登基称帝后，对向太后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一即位，便主动与大臣们商量奏请向太后垂帘听政。他命中使宣辅臣面谕，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并在翰林学士蔡京炮制的“遗制”中补充了这一条。向太后一开始并不愿意涉政，她深知垂帘听政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当时的政局十分复杂，宋徽宗刚刚即位，能不能坐稳江山还很难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只好勉强答应，并表示只是临时辅佐，待局势稳定后尽快还政。

垂帘听政期间，向太后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她重新起用了一批遭到新党排斥的旧党人物，如韩忠彦、李清臣、黄履等。这些人得到提升，并重返朝廷。其中，韩忠彦与章惇并列为相。向太后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偏袒某一方，而是希望通过平衡新旧两党的势力，来稳定朝局。她采纳了“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借用兵”的建议，大力主张“轻徭役、止战争、倡节俭、爱百姓”。在她的努力下，朝廷的政治气氛得到了改善，社会也逐渐稳定下来。这段时期，被时人称为“小元佑”，意思是说就像元佑年间（宋哲宗初期，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政治较为清明）一样，政治比较稳定，百姓生活也相对安宁。

向太后非常重视人才，她在垂帘听政期间，首先下诏赦免了哲宗朝仅存的两位旧党大佬——范纯仁、苏轼。范纯仁是范仲淹的次子，北宋名臣、政治家、宰相，人称“布衣宰相”。他一生讲究宽恕、忠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然由于党争大起大落，甚至被举家流放，双目失明，但他始终对事不对人，上忠朝廷、下系百姓。他虽然强烈反对新党变法，但又不全盘否定，即便晚年被流放，依然“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向太后垂帘听政当月，就遣使劳问范纯仁于水州，期望这位肱骨之臣能老骥伏枥，再度出山。

小主，

苏轼，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治水名人，曾任礼部尚书。他一生颠沛流离，命运坎坷。1066年，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及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都因反对新法而被迫离京。后来，苏轼因写诗讽刺“变法派”和宋神宗，被押回京师关押在御史台监狱受审，这就是着名的“乌台诗案”。后遇皇帝大赦，苏轼一度被重用，但又遭到章惇打压，再度被贬，而且在65岁时竟被流放到海南儋州。直到向太后垂帘听政，他才被赦免北归。可惜的是，风烛残年的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向太后珍惜人才，除了范纯仁、苏轼之外，还有撰写《河渠》《律历》等志书的李清臣以及大诗人曾肇等，都得到了她的重用。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安然去世，享年56岁。她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她从一个名门闺秀，成为皇后、太后，在北宋朝廷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虽然没有像武则天那样称帝，但她的智慧、品德和影响力，却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位男性帝王。

向太后去世后，宋徽宗追念不已。他数次加封向太后的兄弟向宗良、向宗回，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而自向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这是非常之殊荣。向太后以她的公正无私、深明大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赢得了宋徽宗和朝廷上下的敬重。她的事迹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人敬仰的对象。《宋史·列传第二后妃下》中对她评价颇高：“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河内人，故宰相敏中曾孙也。治平三年，归于颍邸，封安国夫人。神宗即位，立为向皇后。帝不豫，后赞宣仁后定建储之议。哲宗立，尊为皇太后……帝仓卒晏驾，独决策迎端王。章惇异议，不能沮。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听。凡绍圣、元符以还，惇所斥逐贤大夫士，稍稍收用之……”

参考《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