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刘娥还在金融领域做出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举措——发行交子。在刘娥掌权时期，民间已经出现了交子这种纸币，但因为没有统一的规范和管理，弊端很多，一旦有商人难以付清欠款，就会引发争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娥于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在成都设置“益州交子务”，主办交子发行，并由京朝官担任监官。宋代发行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对于促进当时的商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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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刘娥还批准大臣王景的奏折，允许商人贩卖食盐，以为百姓谋利。两个月后，她又采纳了盐业改革的方针，以仁宗的名义颁布诏令，允许商人卖盐。此次盐法改革，意义重大，解州及附近的民众对此欢欣鼓舞，也更加拥戴刘娥，甚至立碑纪念。

在文化教育方面，刘娥也很重视思想教化，在仁宗即位后，她在崇政殿安排亲近的大臣和儒家学者为仁宗讲习经史，培养仁宗的治国才能。同时，她还大力兴办州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

刘娥的这些政治举措，让北宋在她的统治下，国家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后来的“仁宗盛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她的治理下，大宋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她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虽然刘娥掌握了大宋的最高权力，成为了实际上的统治者，但她始终没有称帝。在明道年间（公元 1032年—公元1033年），刘娥曾经有过称帝的机会和念头。当时，仁宗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以祈告五谷丰登，刘娥也前往太庙进行斋戒。她不顾大臣反对，身着衮服，只是将帝王衮服的十二章图案减去象征忠孝与洁净的宗彝、藻两章，同时，没有佩戴男性帝王的佩剑。

有人进言，建议刘娥立刘氏七庙，这可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待遇；权臣程琳也进献《武后临朝图》，希望刘娥自立为女帝。面对这些诱惑，刘娥也不是没有心动过，她询问大臣的意见，可臣子们大多不敢说话，只有鲁宗道认为这不合礼法，他说：“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差点危害唐朝的江山社稷。”刘娥听后，沉默良久，最终，她还是把奏章扔在地上，表示自己不愿意做违背祖宗的事。

仁宗听闻此事后，感叹刘娥是一个忠孝之人。刘娥虽然渴望权力，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在称帝的诱惑面前，她选择了坚守底线，没有迈出那一步，这也使得她在历史上的评价，相对较为正面。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刘娥驾崩，享年六十五岁，谥号为章献明肃，葬在永定陵的西北处。按照旧制，皇后的谥号都是两个字，从刘娥开始，谥号变为四个字，这也足以看出她在北宋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刘娥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从一个孤苦伶仃的民间女子，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勇气和毅力，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了北宋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主，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后人。在她的统治下，北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她为北宋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刘娥的一生也并非完美无缺。她长期隐瞒宋仁宗的身世，派仁宗生母李宸妃为真宗守灵，以隔绝仁宗母子，直到她去世后，宋仁宗才知道真相。这段历史，也被改编成了戏曲《狸猫换太子》，在民间广为流传，使得刘娥的形象，在一些人心中成了以权谋私、凶狠残忍的奸妃形象。但实际上，真实的刘娥，远没有戏曲中那么不堪，她只是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权力，做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或许是无奈的选择。

对于刘娥的评价，历史上也是褒贬不一。《宋史》对她的评价是正面的，认为她执政期间，法纪严明、治理有方，贪官污吏都不敢为非作歹；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认为，她辅佐仁宗治理国家，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使贤德的人能够发挥所长，奸佞小人得到惩治，对于大宋江山是有大功的。但也有一些人，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她身着龙袍去宗庙祭拜有违礼法，在官吏任用方面，也并非单纯的出于公心，而是出于个人恩怨，她在推行经济政策时，还废除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旧制，有很大弊端。

近代以来，对刘娥的评论逐渐客观化，中国近代史学家蔡东藩从刘娥生平出发，既反对全盘肯定她的功绩，又反对对其盲目批判。他认为，刘娥在宋朝首开垂帘听政的风气，又穿着龙袍进入宗庙，是不合规矩的，但总体来说，刘娥有功有过，不能简单地以功过论之。

参考《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