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正月，李湛觉得皇宫里的马球场太小了，不够尽兴，下旨要扩建。可扩建得花钱啊，当时唐朝的国库早就被穆宗折腾得差不多了，李湛不管这些，直接让盐铁使（管财政的官）从税收里抠钱，还让地方官“进献”，美其名曰“助修球场钱”。地方官不敢不从，只能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弄得民间怨声载道。

宰相韦处厚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书劝谏：“陛下即位以来，土木之工不息，玩好之费日增，百姓困苦，盗贼渐起，愿陛下罢球场之役，以安民心。” 李湛看完奏折，皱了皱眉，跟刘克明说：“韦宰相就是太死板，修个球场怎么就不安民心了？朕玩得开心，百姓才能安心嘛！” 说完，照样让人接着修球场，还加了个要求：“要铺上最好的细沙，免得朕的马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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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修好后，李湛办了场“马球大赛”，把神策军、羽林军还有宫里的太监都分成两队，自己当裁判。比赛的时候，他看得兴起，亲自下场打了半场，结果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磕破了额头。大臣们听说后，又纷纷上书劝他“少近危险之戏”，李湛却满不在乎：“这点小伤算什么？当年朕爹打马球摔断了胳膊，不照样接着玩？

除了马球，李湛还迷上了“拔河”。不过他的拔河跟别人不一样，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锦彩”（彩色绸缎），让宫女和宦官分成两队，拽着绸缎较劲，谁赢了就赏钱。有一次，他让一百多个宫女一起拔河，结果绸缎断了，宫女们摔得东倒西歪，有的还磕破了头，李湛看得哈哈大笑，当场赏了每个宫女二两银子，说“摔得好，下次接着玩”。

《新唐书》里记了这么一件事：“帝好拔河，令宫人宦官为两队，以锦彩为绳，挽之相竞，至有仆伤流血者，帝临观以为乐。” 把别人的伤痛当成自己的乐趣，这已经不是“贪玩”，而是“荒唐”了。

更离谱的是，李湛还喜欢“微服私访”——不过他的私访不是为了体察民情，而是为了去长安城里的“酒楼”“妓院”寻欢作乐。有一次，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带着刘克明和几个小太监，偷偷溜出皇宫，跑到长安最有名的“平康坊”（红灯区），进了一家酒楼就开始喝酒，还让歌妓陪唱。喝到半夜，他觉得不过瘾，又去了一家妓院，直到天亮才悄悄回宫。

这事后来被宰相裴度知道了，裴度急得直跺脚，第二天一早就进宫劝谏：“陛下乃万乘之尊，岂能轻出禁宫，涉足市井污秽之地？万一有刺客埋伏，后果不堪设想！” 李湛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嘴上答应“以后不出去了”，可没过几天，又偷偷溜出去了——只不过这次更小心，专门挑半夜三更出门，还让禁军在后面暗中保护。

宝历元年夏天，长安闹旱灾，地里的庄稼都快枯死了，老百姓到处求雨，可李湛却在皇宫里搞“龙舟赛”。他让人在皇宫的池塘里挖了两条大龙舟，每条龙舟能坐二十多个人，然后让宫女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划着龙舟比赛，自己则在岸边摆上酒席，一边喝酒一边看比赛，还跟身边的人说：“这龙舟赛比打夜狐有意思多了，以后夏天就天天玩。”

《旧唐书·五行志》里记载：“宝历元年夏，自四月不雨至七月，长安、洛阳大旱，人多流亡。帝方耽于宴乐，作龙舟于禁苑，令宫人竞渡，赏赐无节。” 一边是民不聊生，一边是皇帝的穷奢极欲，大唐的国运，就在李湛的玩乐声中一点点往下滑。

大臣们不是没反抗过。除了裴度、韦处厚这些老臣反复劝谏，还有个叫张仲方的御史，直接上书骂李湛“不务正业，耽于逸乐，有负先帝之托，有愧万民之望”。李湛看完奏折，气得把奏折撕了，当场把张仲方贬到外地当刺史。从那以后，大臣们再也不敢随便劝谏了——反正说了也没用，还不如少说两句，免得惹祸上身。

李湛大概永远不会想到，自己最终会死在最信任的人手里——那个陪他玩了十几年的宦官刘克明。

刘克明为什么要杀李湛？说起来，还是跟李湛的“玩乐”有关。李湛虽然信任刘克明，但他有个毛病：玩得兴起的时候，不管身边是谁，说动手就动手。比如打马球的时候，如果刘克明没接住他传的球，他就会拿起球杆打刘克明的脑袋；猎狐狸的时候，如果刘克明没帮他追上狐狸，他就会骂刘克明“没用的废物”，有时候还会用箭射刘克明的衣服，吓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