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以其最原始、最粗重的方式，开始了。

对于这些城市学生来说，这无疑是地狱般的折磨。镐头沉重，冻粪坚硬。一镐下去，往往只能砸下一点冰碴，反震力却通过木柄狠狠传导到手臂、肩膀，震得五脏六腑都仿佛错了位。没干几下，几乎所有姑娘的手上都磨出了水泡，水泡很快破裂，血水混着汗水，粘在粗糙的镐把上，钻心地疼。

李晓芳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哭了。她力气小，抡不动镐，只能拿着铁锹在后面勉强清理刨下来的碎块，没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眼泪和汗水糊了满脸。恶臭熏得她阵阵干呕。

“大榔头”班长背着手在旁边走来走去，时不时冷冰冰地扔下一句：

“没吃饭吗？使劲！”

“啧，这细胳膊细腿的，能干啥？”

“干不了就一边待着去，别碍事！”

他的话语像刀子一样，割裂着她们残存的自尊。

孙卫红始终咬着牙，一边拼命抡镐，一边气喘吁吁地给大家鼓劲：“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同志们……想想……铁人王进喜……”她的口号在极度的体力消耗下，变得断断续续，但依旧是她对抗疲劳和痛苦的方式。

赵庆兰始终沉默着。她没有像孙卫红那样喊口号，也没有像李晓芳那样哭泣。她只是埋着头，一下，一下，又一下地抡着镐。虎口磨破了，渗出的血染红了镐把，她撕下布条缠上，继续。肩膀被沉重的镐头带得又酸又肿，仿佛要脱臼，她咬紧牙关，调整姿势，继续。汗水浸透了她的内衣，冷风一吹，冰凉地贴在身上，她也顾不上。

她心里憋着一股劲。一股不服输的劲，一股要向“大榔头”班长证明“学生娃”不是孬种的劲，更是一股要实现自我价值、不辜负远方期待的劲。林卫东在信里描述的西北艰苦和他们的坚持，成了她此刻无声的精神燃料。

“大榔头”班长那挑剔的目光，偶尔扫过赵庆兰时，会略微停留一下，眉头依然拧着，但似乎少了一丝轻蔑，多了一点点不易察觉的讶异。